《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第３６卷第６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Ｖｏ１．３６　Ｎｏ．６　２　０　１　６年１　１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Ｎａｎｄ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ｑ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２０　１　６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曹金华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摘要：《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　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合　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　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　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　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　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关键词：《后汉书》；补表；研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３２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０１—０６　《晋》《北魏》《隋》，其列传已详备无遗阙，故不立　表，非不知立表也”¨　。也就是说，这些史书都　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是国史“二十四史”　在列传中解决了表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无须多此　中的首部，其发凡起例，参酌古今，用本纪、表、书、　一举，而非不知道表的重要。但此说法，定难　世家、列传五种体裁记事，成为此后纪传体史书的　成立。　鼻祖。东汉班固所撰《汉书》，除因《史记》的通史　首先，从表的作用看，其具纪、传所不能完全　性质而合世家为列传和改书为志外，它皆递相祖　解决问题的补充功能和“举目可详”的便利优势。　述。这种纪、表、志、传“四体裁书”的编纂体例，　如《史记》“十表”与《汉书》“八表”，虽因通史与　成为此后国史编撰的基本模式。但是，由于复杂　断代之别而有所异，但皆在通过寓繁于简、文简事　的历史原因，其后的史书体例并不完备。如刘宋　备的形式提要纪传，用以勾勒历史轮廓和基本线　范晔撰《后汉书》，就只有纪传，而无表志。以至　索，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　于三国迄于隋代之所有正史，志尚间见，表则全　目可详”　，具有一览了然的效果。此外，鉴于　阙。直到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修《新唐书》时，　正史篇幅、内容、行文、结构等的限制，许多历史人　才恢复了马、班撰史宜备史表的旧规，而五代史又　物以及相关事迹，无法专门立传或在他人纪传中　阙。因此，后世史家于扼腕之际，相继为之补表补　反映出来，需要表来弥补、完备。正如清代卢文昭　志。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即取晋司马彪　言：“夫史莫重于表志……表也者，标也，标明其　《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　义类，使纲举而目张。马、班之为是也，亦兼以补　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合刊为一书，而《后汉书》表至今　纪传之所未及。”…”　阮元在万斯同《历代史表》　阙如。　重刻《序》中亦云：“窃谓史表之作有二端，本纪、　范哗撰《后汉书》，除着力于纪传之外，还曾　列传所不能详，列之为表，一也；读史者析其繁杂，　委托他人述志，只是因故未果而已，但却从未谈到　以表齐之，二也。其一补纪传之阙，其一合纪传之　过表。故而后人曾有一说，谓“《后汉》《三国》　分，其体相类，其旨则殊矣。”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作者简介：曹金华（１９５４一　），男，江苏省丰县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文献学　研究。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他还举例说：“《史》《汉》于十八功臣如奚涓、王　吸、丁复、蛊达皆不立传，丞相中若陶青、刘舍之等　亦无传，此表所以作也。”　。也就是说，即便颇为　重要的人物，限于史书的篇幅、结构等，也不可能　人人立传。对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各　史例目异同”中也说：“《史记》作十表，叻于周之　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　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　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　裁，莫大于是。……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　也。”　由此可见，表“与纪、传相为出入”，而绝　非可有可无。　那么，是否《后汉书》真的“其列传已详备无　遗阙，故不立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　该书的纪、传来看，即便是三公、九卿等相当重要　的人物，有许多人也未人传。如清代黄大华撰　《东汉三公年表》¨　，所列四公（含太傅）１５４　人，谓加星号者“表《后汉书》中有传”，加圆圈者　“表有附传”①，而未加标号者竟占少半。此外，从　相关史籍和山经地志等反映出的情况，也足以说　明这个问题。那么既然如此，范晔为何不立表呢？　余以为或与《东观汉记》一书有关。众所周知，范　哗的《后汉书》，是在《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　和袁宏《后汉纪》等许多史书的基础上撰成的，是　一部集大成的作品。但这些书，除了历经东汉一　朝不断续成的当代国史《东观汉记》外，都没有　表，因此也就显现不出表的差异，而此书当时仍在　流传，故无必要再作新表，而未意识到这部书后来　竟会失传。对此，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　史》中说：“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　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列传、载记　二十八篇。……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　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　自建武，迄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　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　臣、恩泽侯表……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　韶、大军营司马崔塞、议郎朱穆、曹寿杂作《献穆　孝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定、寿又与议郎　延笃杂作《百官表》……号日《汉记》。”　。由此　可见，在此书中，诸王、王子、功臣、恩泽和百官表，　名目一应俱全，只是此书后来逐渐散佚而已。或　许正是这个原因，八家《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　书》均未立表。　也正因为这样，宋、清史家为《后汉书》补表　①此据二十五史补编本，刘祜仁点校本误作“表有两传”。　者众，计之七家、一十五种。后人将此与《三国　志》补表十五种一起，合称为《后汉书三国志补表　三十种》，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当中。至１９８４　年，刘祜仁先生据此点校，由中华书局作为“二十　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出版。而从三十种表不难看　出，《三国志》的补表，基本都是清人撰作，其中之　一的《谢钟英三国大事表补正》，则是当代张守常　师所作。即便《汉书》有表，也有梁玉绳先生的　《汉书古今人表考》等。而《后汉书》补表十五种，　却至今无人问津。不仅未如前人夙愿，将某一家　补入此书，用以完备《后汉书》体例，而且反因诸　表互异、叠床架屋、舛驳讹漏等诸因素，陷入了弃　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成为东汉史研究中　亟待整合、开发利用的一片荒原。　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共有七家，　一十五种。但这些表，问题颇多。　（一）熊方的《补后汉书年表》与诸以敦的《熊　氏后汉书年表校补》　最早为《后汉书》补表者，是宋高宗时的沣州　参军熊方。表称《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分为《同　姓王侯》《异姓诸侯》和《百官》表三个部分。其在　《补后汉书年表序》中说道：“臣闻昔司马迁、班固　之为史，皆谨于表年，从《春秋》之法大一统以明　所授，盖天子之事也。至范晔作东汉史，仅毕纪　传，而表志未立。萧梁时，刘昭补注旧志，又不及　表。殆非圣人所以辩正朔、存褒贬之意，史家大法　于此隳废。且东汉之治凡一百九十五年，前继西　京之盛，而一代信史有不足于迁、固，稽之圣人垂　戒大训，尚有遗阙，甚非所以昭中兴之伟绩也。臣　今辄集《补后汉年表》十卷，以足范、刘之未备，庶　史册之文稍全，而继体统元之旨自明，圣人之制不　泯也。”　而外，今本序后，尚有《补后汉书年表　进表》和《补后汉书年表进状》二文，旨在申明补　表意义，奏闻朝廷，并因《汉书古今人表》“但及于　古而不及于今”，冀望朝廷降旨有司，“令诸儒仿　班《史》撰著两汉人表，以补范《史》不足，并臣前　所上年表，庶传不朽，以资后学”　。这就是说，　在他完成《补后汉书年表》之后，又曾提出撰作　“两汉人表”即“后汉书古今人表”的建议，但此愿　望未能实现。　熊表撰成于《后汉书》成书的八百年后，创获　之功不可没也。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曹金华：《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给予充分肯定，谓此表“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　熙时李邺嗣、朱彝遵和黄宗羲的原序三篇，嘉庆时　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　。但是，客观　吴锡麒及阮元的重刻序二篇。这些序文都对万表　予以肯定，说他“从故籍中精览详稽，心通本末，　定其世次岁月，以补前人所未有”¨　，但从序言　和内容上，都看不出万氏参考过熊方的表。而前　地说，由于熊氏仅查阅了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　的《三国志》二书，没有涉猎更多史料，加上自己　不谙官制，体例不纯，脱漏讹误不胜枚举，问题颇　多。这从下述后人考订和得失评价中足以明见，　此不赘述。　揭嘉庆时诸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除在　《百官表》中偶及一例，谓“鄞万氏《历代史表》亦　作管邰”　”外，均未提及万氏的表。　对于熊表最早勘审和考订者，是清代的钱大　昕和卢文船氏。然因考订问题仍多，复有诸以敦　的《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该书撰成于嘉庆十　乾隆时，钱大昭撰《后汉书补表》，分为《诸侯　王》《王子侯》《功臣侯》（上下）《外戚恩泽侯》《宦　者侯》和《公卿》（上下）八卷。此表参考了熊、万　二表，水平自然大大提高。其在乾隆四十二年　七年，其《序》中说：“《史记》《汉书》皆有表，而　《后汉书》无之。汉末伏无忌、黄景撰《诸王》《王　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①、崔寰撰《百官　表》，俱失不传。有宋沣州参军熊方补作《东汉年　《自序》中说：“范氏本无年表，《东观记》、谢承、华　峤诸书，今并不得见。至宋熊方始作补表，以弥蔚　宗之阙。其时古籍散佚尚少，乃所据者只《后汉　表》十卷，朱竹坨太史谓宜附范《史》后，以成一代　完书者是也。”…　５　可见其前已有人提出，拟将熊　表补入范书。但诸氏所见虽是“古歙鲍君以文得　书》《三国志》二书，取材既隘，体例亦疏。因别撰　斯编，正史而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　汇为八卷，以踵班氏。”¨　”钱氏除广泛汲取山经、　宋镌本，请吾师钱竹汀詹事勘审，抱经卢学士又重　加考订，始剞劂以行世”即经其师钱大昕勘审和　卢文昭考订过的本子，然“展阅数过，觉两先生所　地志等相关史料，在内容上作了补充和考校外，还　对熊表作了改进，使体例更接近于《汉书》诸表。　校舛漏尚多，若非分条证明，仍恐疑误后学，而卢　氏移改之处有未经详考者，转以贻将来之口实，因　综合其《后汉书补表条例》¨　∞，改进之处略有　数端。一谓“前书诸侯王、王子侯分为二表，井然　取全史参互而厘正之”　¨　。他说卢氏采《后汉　书》章怀注所引《东观记》《续汉书》、谢承《书》等　补缺，而于袁宏《后汉纪》与《金石录》诸书皆未及　焉，故取袁宏《后汉纪》及金石遗文予以校补。后　不紊，熊氏合同姓王侯为一，于体例亦多未当，今　仍依班氏”。二谓“关内侯，前书不列表中，东京　尤不足贵，熊氏亦概收之，失于滥矣”，故“今关内　侯概不收入”。三谓熊表所说某某“见前书《王子　有发现，复有《补遗》《续补》数十条。而今流行的　“二十五史补编本”所收熊表，则是未经钱氏勘审　和卢氏考订的版本，故而问题尤多。　侯表》”，某某“见前书《功臣侯表》”等不妥，因　“前后各自为书，熊氏既为《后汉》作表，凡后汉所　有之侯，俱宜载人”，故今“一一备载，以资考证”。　四是表中所涉义例，如《汉书公卿表》于三公九卿　外，兼及列于九卿之水衡都尉、右扶风、左冯翊、京　诸以敦的熊表《校补》，订正了熊方和卢文招　的不少失误，也补充了一些内容。但如今看来，也　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参考文献仍然有限，对史料　理解常有歧误等。比如对于干支推断，因当时缺　少准确的朔闰表，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兆尹，其余长乐等官皆不收，而熊表于太仆、卫尉、　少府兼载长乐，并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大长秋、将　作大匠、城门校尉、北军中侯、司隶校尉等官亦并　采之，“由不明官制故”，今则四府九卿外，止取河　南尹、执金吾，其他不敢阑人。五是在八个方面对　（二）万斯同的《历代史表》与钱大昭的《后汉　书补表》　清康熙时，万斯同撰《历代史表》八十四篇，　包括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诸朝。东　史法等进行改进：即《汉书》王侯辈后为帝者表不　书名，熊氏一概书之失矣，今胥遵班例；前书言随　汉部分，乃是弱冠时编写的《东汉诸帝统系图》　父者必是别封，熊氏于世传勿替之王侯概言随父，　殊失班氏本旨；前书别封之侯，由其父推恩者例得　随父，其子孙自立功业得侯者只宜另编，熊氏不　《东汉诸王世表》《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　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东汉将相大臣年表》　《东汉九卿年表》之七种表。今书正文之前，有康　明，亦失史法；前书高祖约非有功不侯，故于功臣　①按边韶当作曹寿。朱彝尊为万斯同《历代史表》序云：“伏无忌、黄景之《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塞、延笃之《百　官表》作矣而不传。”此后诸以敦《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序、毛岳生为练恕《后汉公卿表》序以及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　同”注等皆沿朱氏误说。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按：“陈垣云：此注除首末二句外，皆朱彝尊所作万斯同《历代史表序》之言。伏　无忌、黄景、崔定、延笃等所作者为《东观汉记》之表，非补作性质，见《史通・古今正史》篇。边韶应作曹寿，朱序已误，赵氏承之未改。”　其说甚是。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外别立外戚恩泽一门，极有深意，熊氏不知其例，　合为异姓一表，故今仍依班氏分出；恩泽追封之王　侯班氏不载，盖慎名器，熊表收之，非史法也，今从　班氏；顺帝时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　故宦者嗣封例得注养子某嗣，熊氏概不注出，于史　法亦疏；熊表于某王下皆书州名，非前书例，而考　其所载亦多不合，今注郡名，一依班氏；侯之都乡，　即乡亭之类，熊氏因常山国有都乡县，凡封都乡者　概云常山，则大不然，等等。此外，钱氏在指出熊　表的诸多舛误外，还对互异之处考证，以定折衷。　而尤可贵者，是通过对山经、地志等资料的搜检，　“得诸侯王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　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泽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　十九人，偶有异同，加辩证焉”…”　，比熊表内容更　加丰富。　对于万表，钱氏也参阅过。如在《后汉书补　表条例》中说：“近人鄞县万斯同补历代史表，于　后汉有《云台功臣表》，但取二十八将，附以马援　一人，疏漏浅率甚矣。外戚、宦者二表，从可概　见。”又云：“万氏分将相与九卿为二表，已非史　例。而将相大臣中，又滥取不常置之强弩、虎牙、　建威、建义等杂号将军，视熊表更自郐无讥　矣。”¨　这说明他对万表并不满意。特别是对熊　表内容上的充实，也间接地反映出万表的局限性。　钱表比熊表、万表大进一步，故卢文诏在乾隆　五十六年为钱表《序》中充分肯定。首先，他对自　己校订过的熊表表示不满，谓“向鲍子以文欲重　雕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余为之佐校订。而　其书之舛漏殆不可枚举……故当时但即因其书而　略正之，惟缀一二校语于下，不相杂厕，使人知为　熊氏之书而已。私欲别为一书，自愧力有未能　也”。然后评价钱表说：“嘉定钱君晦之，其学浩　博无涯涣……顷获其所撰《后汉书补表》，读之，　非若熊氏之仅取材于范《书》、陈《志》也。凡山　经、地志、金石、子集之有会于是书者，罔不网罗缀　缉，而其体例，一依班氏之旧。诸侯王、王子侯分　为二表，功臣侯与外戚恩泽侯亦分二表，视熊氏之　但以同异姓为别者较然明矣。……凡熊表所漏脱　者，悉考而补之。于是此书乃始完善，而无少遗憾　矣。”并且提出：“既以《续汉书》志系范《书》之　后，亦当以此《补表》并系之，于以配马、班，而始　无不完不美之憾。”…　。。　及嘉庆三年，秦鉴爰取　钱氏《补表》，详细校订，刊人丛书初集，对钱表亦　高度评价，谓：“近时史学推鄞县万季野先生，今　万之列代史表俱在，平心而论，能及此书之渊博精　审否？”…　”认为万表尚不如钱氏《补表》精审。　当然，钱表也有诸多不足，这从下述清人的评　议不难看出。而今看来，其中讹脱舛误颇多，尚需　后人继续努力。此外，钱氏在《补表条例》末罗列　出的“九卿不得拜罢之年者”上百人，“附记于　此”…　’，以俟后人，也留下了他自己未能解决的　一些问题。　（三）华湛恩的《后汉三公年表》、黄大华的　《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　《东汉三公年表》与练恕的《后汉公卿表》　由于钱表仍有不足，以及后人未见熊、万、钱　表等故，清代中后期又有华、黄、练氏等诸表出笼。　华湛恩的《后汉三公年表》，成书于道光末年，内　容仅及三公沿革。黄大华乃光绪十年进士，所撰　《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　《东汉三公年表》三种，也不及万表、钱表全面。　且二家表，基本根据《后汉书》等正史罗列，往往　以讹传讹，缺乏考证，在体例上也与钱表、万表不　同，有的行文相当简单。如黄大华的《东汉三公　年表》就仅及名字，看不出何时何职迁、转等等。　黄表未见序、跋之类。华表虽有《自序》，旨在论　及三公贤否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沈懋德的“跋”　文，也未提及其参考过熊、万、钱表。而从诸表内　容来看，舛驳漏略在所难免。　练恕的《后汉公卿表》，成书于道光年间，仅　及东汉公卿部分。从道光十八年毛岳生、温训所　撰二《序》可知，此表作于十四岁前，年甫十八而　卒，其撰作时，未曾见过熊、万、钱表。　巴氏　《序》云：“范蔚宗《后汉书》，其初作时本无表，宋　熊广居用考录全书，与《三国志》、司马绍宗《志》，　效《前书》为表十卷……嘉定钱晦之先生嫌其舛　杂疏隘，复博稽山经地志金石传记，别为诸表，正　讹补阙，加精密矣。然广居创始之功不可没焉。　连平练伯颖……复补为是书《公卿表》。方伯颖　作时，实未见熊、钱与万季野诸书，而序说明赡，是　者多合，有足观者。”又云：“钱氏讥广居百官表并　载长乐卫尉、太子太傅少傅、大长秋、司隶校尉等　为不明官制，其说信矣。而其所作表，乃舍司隶校　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隶校尉本武帝置，后罢其　兵，成帝又省，哀帝复置，则属大司空。扶风本主　爵都尉，与京兆、冯翊为三辅，皆无所属，故孟坚有　所去取焉。至东京，则司隶校尉威权重矣，而河南　尹等七郡又皆其所部，且《前书》表名《百官公　卿》，广居名百官，其列京兆尹等与司隶校尉、河　南尹可也，钱氏则名《公卿》，尤不当舍司隶校尉　而列河南尹也。伯颖此表不列大将军，以不常置，　既置复罢，不知大将军在东京时为五府，表所不当列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曹金华：《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者杂号也。此则伯颖疏耳。至列司隶校尉不列河南　尹，则其综贯知审核，不可以年少易焉。”¨　温　训的《序》，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并云“今悉仍其　旧，间有缺漏，不敢补入，所以存其真也”　。　从中可见，无论华、黄、练表，还是所及钱表，　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尤其是练氏等五种表，因多　未见熊、万、钱表，不能在此基础上因革损益，通贯　晓析，故在总体水平上不高。而钱表的主要缺点，　清人也是指出过的。　综上所述，《后汉书》补表前后七家，一十五　种，前后经历了好几百年。但这些表，由于时代背　景不同，撰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在体例纯驳、取材　精疏、史识高下、文笔优劣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　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而这些问题，有的前人　曾指出过，有的作了改进或补正，但因诸表体例各　异，互不相因，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因此，他们　留下的，并非经过不断改进和累积丰盈的圆满答　卷，而是一个各具优劣、杂乱失次、舍之不能、取之　难用的烂摊子。即无一家可资并入《后汉书》中，　用以完善此书体例，或对东汉史的研究起到确然　可据和直接便利的帮助作用。尤其是笔者通过对　诸表的系统归纳、分类比对和深入考校，撰成了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汇考》的初稿之后，更加坚信　所得出的这个结论。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些问题已很清楚。　如熊方的《补后汉书年表》成书最早，创始之功不　可没也，但在体例和史法上存在问题，所检阅的史　料有限，加上自己不谙官制，脱漏讹误在所难免。　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涉及面广，影响颇大，但也　存在不少问题，如东汉部分，将将相、九卿分为二　表，滥取东汉初置的强弩、虎牙、建威等杂号将军　等，都在清代被批评过。黄、华二家成书较晚，仅　及部分，且多重复，缺少新意。练恕的《后汉公卿　表》，因未参考过熊、万、钱表，又不及大将军、河　南尹等，自然难以革故鼎新。钱大昭的《后汉书　补表》，在体例上最接近于《汉书》诸表，且查阅了　山经、地志等更多文献，在诸表中号称“精审”，但　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公卿》中置大将军，此官东　汉初只主征伐，与后来位至公上专权擅政的大将　军窦宪、梁冀等，有着本质区别，钱氏不作区分一　概罗人。还有列河南尹而不列司隶校尉等，都曾　受到后人批评。而这些批评，也是颇有见地的。　总之，这些表无论在体例、史法和内容上，都　长短互见，各有参差。而从目前流行的版本看，则　是前揭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三　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后汉书》补表十五种，　皆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本为工作底　本。此本虽如刘氏所说“对各表中发现的一些文　字错讹，都进行了校正，个别地方撰写了校勘　记”　，但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后汉书》全部　补表的校勘记，总共只有２４条，未从内容上进行　考校。比如熊表《百官》延平元年　：“正月”误　作“三月”，“六月”误作“十月”，“梁鲔”误作“梁　鲂”，“周章”误作“周童”，四处讹误竞无一条考校　出来。标点错误也有不少。如熊表《百官》建武　三年“前大司徒禹为右将军执金吾，贾复迁左将　军行执金吾事，王梁为前将军”　。，其中“执金　吾”“行执金吾事”皆当属后句读，等等。此外有　的文字作了校正，未出校记；有的不误，却因粗疏　而造成了新的错误；等等。至于对诸表系统研究　之论著，更属罕见。因此学界对于诸表的称引利　用，也就只能蹈常袭故而因循坐误了。　当然，诸表中最大的问题尚不在此，而在于内　容上数不尽数、五花八门的舛漏讹误。这包括史　料误解、错简重出、张冠李戴、前后矛盾和讹脱衍　误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将诸家之表系统归纳、分　类比对、爬梳剔抉、参互考证后，就会发现许许多　多意想不到的差异和谬误。例如钱表《百官》章　和二年…”　所列太傅邓彪、光禄勋召驯与耿秉、宗　正刘方、大司农尹睦等。太傅邓彪实任职于是年　三月，钱、熊、练表皆误作“二月”；光禄勋召驯，实　任职于章和元年，钱、熊、练表误置于是年，熊表还　误作为“绍驯”；光禄勋耿秉，实任职于永元二年，　钱表重出于是年与永元二年，熊表列在永元二年，　然“耿秉”误作“邢秉”，“明年卒”误作“明年迁”，　而是年光禄勋实为桓虞；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　实任职于永元三年，而钱、练表误置于是年，熊、万　表阙；又熊表是年有司隶校尉“宋宪”，并谓“永平　二年卒”，而“宋宪”实为“宗意”之讹，“永平”实　为“永元”之讹，练表作“宋意”，“宋”字亦误也。　此即诸表中的一个切面。而细加考证，多如此类，　余扼腕顿足，惜不能遍举耳！尤其是史书中的某　帝初、某帝时、某年号中某任某官，以及某官的迁、　转、罢、黜等，往往不及具体年月，这对同一职官孰　先孰后的罗列、排比，带来了极大困难，搞不好就　会出现谬误。也正因为这样，钱大昭在补表时，不　得不把“凡九卿不得拜罢之年者”上百人附记于　《后汉书补表条例》中，以俟后人研究定夺。而即　便如此，其表中的错简重出、舛乱讹误等现象仍非　罕见，更遑论他表了。再如对史料的误读误判，也　・６・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是造成错误百出的重要原因。如永平为明帝年　时期，考据学大兴，辑佚、辨伪、考订等蔚成风气，　号，永元为和帝年号，而钱表在《百官》中重置车　骑将军邓鸿于永平六年和永元六年¨　，重置　太仆祭彤于永平十二年和永元十二年¨　”；在　成果颇丰。但如《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等辑　佚工作都才开始，且各家所辑，事序颠倒，杂乱失　次，相当混乱。即便是《后汉书》《三国志》等正　史，也版本多异，舛误多见。至如诸表所采撷的　《王子侯》中重置梁节王子二人为乡侯于永平十　六年和永元十六年¨　，等等。至于年号永初　与元初，延光与建光等以及人名、地名、干支，等　等，诸表都常有类似之谬误。　众所周知，“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　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　《后汉纪》及山经、地志等书，也都没有经过像现　当代这样的系统整理。加上诸表年代悬隔，互不　相因，体例繁驳，各自为说，错误自然就很多了。　也正因此之故，即便号称“渊博精审”的钱氏补　表，至今也难并入范书，从而陷入了弃之难舍、取　之难用的尴尬境地。　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　料还更加危险。因为资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　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　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范晔的《后汉书》，　作为正史而没有表，是为巨憾，而补之多讹，述之　多谬，又岂非贻误后人，“比没有更要有害”？　然而至今，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不仅所有　“正史”都经过了系统整理，出了点校本或修订　本，而且《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以及许许多　多的相关古籍，都经过了校勘整理，研究成果层出　不穷，文物资料大量涌现，因此利用新的史料，新　当然，前人在此方面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功不　可没，但是也要看到时代的局限性。这除了他们　主观上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文献资料的限制。　的成果，对《后汊书》诸家补表重新审视，加以整　合，整齐体例，删其重复，勘合异同，正讹补阙，成　一家之言，对完善《后汉书》体例、丰富《后汉书　内容以及东汉史的深入研究等，都具独到的学术　价值与应用价值，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正如卢文诏在钱表《序》中所说：“今则年代悬隔，　古籍散亡，如《东观记》、谢承、华峤之书，皆不可　复见。唯即旧文之留传者而荟萃之。”　宋熊方　时，汉籍散佚尚少，然惜所检仅《后汉书》和《三国　志》，且非谙官制，体例不纯，多有讹误。及乾嘉　但愿此文能抛砖引玉，引起史界对表志学研究之　共鸣，并在东汉史研究中，不断注入新的能量和活　力，取得更多的创新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１］熊方，等撰．刘祜仁，点校．《后汉书》《三国志》补袁三　十种［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Ｍ］．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赵翼，著．王树民，校证．甘二史札记校证［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４］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ｃ］／／郭沫若全集：历史　编２．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ａｏ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　ＣＡ０　Ｊｉｎ—ｈｕ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５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ｅ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ｂｉａｏ（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ｓｈｕ（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　Ｓｈｉｔ，ａｎｄ　ｅｉｆｇｈｔ　ｂｉａｏ　ａｎｄ　ｔｅｎ　ｚｈｉ（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ｓｈｕ）ｉｎ　Ｈａｎｓｈｕ．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ｒ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ｏ　ｂｉ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ｉ．Ｌｉｕ　Ｚｈａｏ　ｉｎ　Ｌｉ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ｅｉｇｈｔ　ｚｈｉ　ｉｎ　ｔｈｅ　Ｘｕｈａｎｓｈｕ（ａｎｏｔ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ｂｙ　Ｓｉ　Ｍａｂｉａｏ　ｉｎ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ｉｒ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ｈ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ｔｅｓ．Ｉｎ　１０２２，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ｂｉａｏ　ｂｅｃａ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ｄｉ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ａｏ　ｇａｖ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　ｂｙ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ｖｅｓ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Ｍｙ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ｎ；ａｄｄｉｎｇ　ｂｉ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责任编辑：刘太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