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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