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的诗词
王士禛主要作品：《真州绝句》。字号：字子真、贻上、豫孙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新城。出生时间：1634年9月17日。去世时间：1711年6月26日。别称：王士禛、王士正。主要成就：创“神韵说”；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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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相关
藏书之家王士祯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然而因兵火散佚过半。他入仕途后，借他人的藏书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1701）请假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朱彝尊为之作《池北书库记》。又精于鉴赏，书贾卖书欲抬高书价，必说：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过。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扬州逸事红桥修禊，为清康熙年间王渔洋开了先河。王渔洋自幼聪明好学，精金石篆刻，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年），26岁的王渔洋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在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写下了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1662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红桥，王渔洋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繁荣盛况。诗人的红桥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红桥成为文化胜地。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的诗文蜚声文坛，扬州，也因王渔洋的红桥修禊而成为清初士大夫的向往之地。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渔洋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成为清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风格清新平淡，摒弃了凄清愁怨的格调，对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扬州这块沃土，滋养了王渔洋，而王渔洋又为扬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诗风流韵，三百余载，当年王渔洋所题《冶春绝句》二十首，不只独步当时，至今仍被人所传唱。
三、代表作品
提起清人王士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三柳”——“《秋柳》诗”、“秋柳诗社”、“秋柳园”。王士祯是清初杰出的诗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尤喜赋诗。他少年时在济南居住，向以济南人自称，一生写有许多咏济南山水风光的诗作。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济南大明湖上，王士祯正和几个文友观览游玩。此时，天气渐凉，大明湖岸边的垂柳，已是翠褪黄显，乍染秋色了。王士祯为眼前的景色所感染、触动，遂赋出了著名的《秋柳》诗四首：“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水丰坊。”“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希，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书，梁园回首素心违。”“桃根桃叶正相连，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柏相映夕阳边。”这四首《秋柳》诗，意韵含蓄，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提炼功底。王士祯写《秋柳》四首时，才24岁，在这之前，他已经高中进士，并以众多诗作声名在外，然而真正使他举国“文”名的，却是这《秋柳》四首。此诗传开，影响巨大，大江南北一时应和者甚众，连顾炎武也由京抵济，作《赋得秋柳》唱和。由于各地众名家对《秋柳》诗的唱和，因此产生了享誉当时文坛的文社——“秋柳诗社”。“秋柳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彩色的印记。《秋柳》诗四首，究竟是在大明湖什么地方作成的呢？王士祯在其《菜根堂诗集序》中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这里清楚地说明，《秋柳》诗是在大明湖水面亭所作。据考证，所谓“水面亭”，全名应该是“天心水面亭”，位在当今大明湖南岸稼轩祠附近，早已毁佚。由于《秋柳》诗是王士祯的成名代表作，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就把大明湖东北岸汇泉堂附近的一处馆舍院落命名为“秋柳园”。（亦有人说秋柳园就是王士祯少年时在济南的故居。）旧时的秋柳园土墙木栋，柳丝袅袅，是个幽静清宁的地方。如今，秋柳园早已湮没，但其遗址风光依旧，从这里看去，水光粼粼，荷红芙绿，岸柳披拂，明湖风光尽收眼底。作为济南重要的人文景观，秋柳园在济南的人文史上有着显著的位置。书法作品清 王士禛 书赠何采 扇面 金陵天渡楼收藏。
四、理论观点
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标举“神韵”而名声大噪。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有认为“神韵”即 “格调”亦即 “肌理”，它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的，这是翁方纲“泛神韵论”的解释。有认为 即，郭绍虞先生力主此说，他指出 ：“神韵”“韵” “实则渔洋所谓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敏泽先生以为神韵 “有时是指创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对应的内在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的东西”，“有时它又是指创作中那种在内容上以写景为特点，在风格上比较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气氛和境界。”蔡钟翔先生认为 ：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吴调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韵论》“。叶嘉莹先生也说 ：总论中则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总清远二妙，则为神韵。”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 界”说等等。以上诸“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此外还有味外味”、“神韵分离，以韵为主”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神韵”的某种内涵。然而就渔洋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实际倾向来看，似感不甚妥切。有人认为，王渔洋标举的“神韵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上，“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种风格并举而又侧重于古淡闲远一格 （简称“并举说”），二是指在某一首诗歌中追求“与诗的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韵则偏重诗的外在风貌（简称“统一说”）。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学文法的研究日趋深入缜密，而与此同时王士祯王渔洋的“神韵说”却又别开生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法研究所执着的具体的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更加玄奥的层面。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古典文学形式观念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却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王渔洋自己在说明他的神韵说理论时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有时又标举出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个字来说明神韵的含义。从他的神韵说观念和这些解释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神韵是指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点。翁方纲为了澄清神韵说的玄虚之论，在专析神韵说的《神韵论》文中把神韵解释为“下笔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选理”的“理”，乃至格调、肌理等，而最终归之为“君形者”，似认为神韵属于内蕴方面的东西。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及神韵时说，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气、入神来解释神韵，都意味着是从作品内蕴的角度来理解神韵的。这样理解当然不错，因为“神韵”之“神”肯定与内在的精神意蕴相关。但这样解释的结果，“神韵”的“韵”字似乎还没有落到实处。当代学者吴调公先生则对神韵说中的“神韵”一词作了更细致的分析：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哪怕这变化很倏忽、很隐约，但却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既有诗人主观“精神”的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从而有待于涵茹式地渟蓄或喷薄式地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总的说来，神韵论者比古代各种诗论家都更为注意“韵”，注意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吴调公先生不仅指出了神韵说所包含的“神”和“韵”，即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节奏两个方面，而且强调了神韵说的重心是在“韵”的方面，即“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如果把严羽看作神韵说的先驱之一，那么应当说他所说的“别材”、“别趣”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还只是指示了一种模糊惝恍的意蕴，还没有将神韵的问题真正锲入到文本分析的实处，因而还没有构成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观念。王渔洋则不同，他的神韵说已成为可认知甚至可效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已经形式化了。翁方纲批评人们把神韵误当作王渔洋的发明：“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 为什么人们会把古已有之的东西当成是王渔洋的发明呢？除了因为王渔洋特标举出神韵说的名目以立门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渔洋谈论的神韵虽标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却有路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