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所处时代
王士禛所处时代：宋代。字号：字子真、贻上、豫孙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新城。出生时间：1634年9月17日。去世时间：1711年6月26日。别称：王士禛、王士正。主要作品：《真州绝句》。主要成就：创“神韵说”；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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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详细
先祖事略山人名士祯，姓王氏，字子真，青州诸城人。始祖讳贵，济南新城著藉焉，称琅琊公。后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一日大风晦暝，有一女子从空而堕，良久既霁，公于尘坌中得之。云即诸城县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觉至此。时公方鳏居，女子年十八九。主人以为天作之合，遂令谐伉俪焉。二世祖讳伍，有善行，称善人公。琅琊公五子，善人最少，姓醇谨，事父母诸兄皆得其欢心，尤好施予，岁时勤力治家，人产计口给食，余悉以赈乡里贫乏者。门前植槐一株，枝叶枝疏，时作糜哺饿者于其下。诸饿者以次受糜，纺其笠于槐，累累如也。乡人呼之曰“王菩萨”，而称其家曰“大槐王氏善人”。三世祖讳麟明，经官颍川王府教授，称颍川公。颍川为善人次子，生而警颖强记，于书无所不睹。十四补博士弟子员，每试辄冠其群。数困棘闱，随例应里选，官永平郡司训，劝学兴行，为多士式。最后迁教授颍川王府。既至，疾作，期年而卒。志传称公内廉行修。人伦醇备。事大父琅琅公至孝，遇诸兄弟门以内，蒸蒸如也。高祖讳重光，字廷宣。颍川公卒，哀毁如礼，服阙除户部。当事以其能，晋秩佥事，守云中。强直奉法，军民赖之。寻晋参议，守上谷。条上谷机宜十二事，悉中窾要。以忤当事意，调贵阳。丁巳，肃皇新三殿，求大木，取办贵竹。公至，彝人争以所知异木走报公。公深入其阻。冲风瘴疠，勤事以死。事闻，特加恩恤，赐祭葬。壬戍秋，三殿告成，以公前绩诏赠太仆寺少卿。公性孝友，为颍川公次子，方龀而母沈安人亡。三事继母常、岳、卢，如所生。两弟早夭，抚其遗孤，不殊己子。居乡，恂恂退让，君子也。遇事慷慨，不避艰险。及卒，无一语及家事。世庙谕祭文，有“忠勤报国”之褒，故称忠勤公焉。（选自《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有删改）白话译文我名叫士祯，姓王，字子真，青州诸城人。始祖名叫王贵，济南新城藉人，世人称琅琊公。后来避乱居住在新城的曹村，给某大姓人家做佣人。有一天刮起大风，天空昏暗，一女子从天而降，好一会儿风停了，天空明朗，始祖在尘土中看到她。她自称是诸城县初氏之女，早晨起来取火，不知不觉就来到这个地方。当时始祖正好孤身一人，女子十八九岁。主人认为是天赐良缘，就叫他们结为夫妻。二世祖名叫王伍，有善良的德行，人们称他叫“善人公”。琅琊公有五个儿子，善人公最小，他生性淳朴谨慎，对待父母和几个兄长，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他尤其喜欢施舍，时常勤于治理家务，按人定量供给粮食，剩余的全部拿来救济乡里贫困缺粮的人。家门前种有一棵槐树，枝繁叶茂，（善人公）时常在下面煮粥给饥饿的人吃，那些饥饿的人依次得到粥。（善人公）还在槐树下编织斗笠，常常像这样。乡里人称呼他叫“王菩萨”，而称呼他家叫“大槐王氏善人”。三世祖名叫王麟明，官至颍川王府教授，世人称颍川公。颍川公是善人公的第二个儿子，生来机警聪明，记忆力强，对于书无所不读。十四岁补博士弟子员，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后来屡试不第，随着常例参加地方官推举选拔，官至永平郡司训，他勉励人们学习并努力实行，成为许多士人的榜样。最后升任颍川王府教授。到任后，疾病发作，一年后去世。志传上称他为公内廉行修。他长幼尊卑分得极细。对大伯父琅琅公最孝顺，遇到哥哥兄弟们很尊敬，天天如此。高祖名叫王重光，字廷宣。颍川公去世后，他十分哀伤尽其礼节，补缺升任户部员外郎。因为他做事能干，进升为佥事，做云中郡守。他强硬耿直，奉公守法，军队百姓都信赖他。不久升为参议，驻守上谷。呈奏上谷应该做的十二件事，完全符合法则。因为违背了上司的意图，调任贵阳。丁巳年，皇帝新建三大殿，要用大木料，在贵州一带采办。他到后，彝人争着跑去把所知道的奇异树木告诉他。他深入险要的地方（调查勘采）。冒着寒风瘴疠，劳累过度而死去。皇上听说后，特地加以抚恤，赐祭文以厚葬。壬戍年的秋天，三殿落成，因为他先前有功，皇上下诏追赠太仆寺少卿。他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颍川公的第二个儿子，刚换牙齿时母亲沈安人就去世了。后来奉养三个继母常氏、岳氏、卢氏，就像对亲生母亲一样。两个弟早亡，抚养他们的孩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住在乡里，小心谨慎，谦虚退让，是君子啊。遇到事情十分慷慨，不避艰险。到去世时，没有一句话说到家事。祠堂祭文，有皇帝“忠勤报国”的褒奖，所以称为忠勤公啊。
三、理论观点
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标举“神韵”而名声大噪。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有认为“神韵”即 “格调”亦即 “肌理”，它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的，这是翁方纲“泛神韵论”的解释。有认为 即，郭绍虞先生力主此说，他指出 ：“神韵”“韵” “实则渔洋所谓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敏泽先生以为神韵 “有时是指创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对应的内在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的东西”，“有时它又是指创作中那种在内容上以写景为特点，在风格上比较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气氛和境界。”蔡钟翔先生认为 ：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吴调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韵论》“。叶嘉莹先生也说 ：总论中则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总清远二妙，则为神韵。”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 界”说等等。以上诸“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此外还有味外味”、“神韵分离，以韵为主”说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神韵”的某种内涵。然而就渔洋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实际倾向来看，似感不甚妥切。有人认为，王渔洋标举的“神韵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诗歌艺术风格上，“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两种风格并举而又侧重于古淡闲远一格 （简称“并举说”），二是指在某一首诗歌中追求“与诗的高度统一，重在诗的内在品质”，韵则偏重诗的外在风貌（简称“统一说”）。明清时期对古典文学文法的研究日趋深入缜密，而与此同时王士祯王渔洋的“神韵说”却又别开生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法研究所执着的具体的文本形式，对古典作品艺术价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更加玄奥的层面。然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古典文学形式观念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却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王渔洋自己在说明他的神韵说理论时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有时又标举出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个字来说明神韵的含义。从他的神韵说观念和这些解释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观点：神韵是指作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某种情思内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点。翁方纲为了澄清神韵说的玄虚之论，在专析神韵说的《神韵论》文中把神韵解释为“下笔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选理”的“理”，乃至格调、肌理等，而最终归之为“君形者”，似认为神韵属于内蕴方面的东西。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及神韵时说，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气、入神来解释神韵，都意味着是从作品内蕴的角度来理解神韵的。这样理解当然不错，因为“神韵”之“神”肯定与内在的精神意蕴相关。但这样解释的结果，“神韵”的“韵”字似乎还没有落到实处。当代学者吴调公先生则对神韵说中的“神韵”一词作了更细致的分析：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哪怕这变化很倏忽、很隐约，但却分明包含着歌德所强调的一种“灌注”过程。既有诗人主观“精神”的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从而有待于涵茹式地渟蓄或喷薄式地张扬，形成一种洋溢着“生气”的载体。总的说来，神韵论者比古代各种诗论家都更为注意“韵”，注意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吴调公先生不仅指出了神韵说所包含的“神”和“韵”，即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节奏两个方面，而且强调了神韵说的重心是在“韵”的方面，即“带着内在节奏感的心灵的流动”。如果把严羽看作神韵说的先驱之一，那么应当说他所说的“别材”、“别趣”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还只是指示了一种模糊惝恍的意蕴，还没有将神韵的问题真正锲入到文本分析的实处，因而还没有构成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观念。王渔洋则不同，他的神韵说已成为可认知甚至可效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已经形式化了。翁方纲批评人们把神韵误当作王渔洋的发明：“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 为什么人们会把古已有之的东西当成是王渔洋的发明呢？除了因为王渔洋特标举出神韵说的名目以立门户外，更重要的是王渔洋谈论的神韵虽标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却有路径可寻。
四、人物相关
藏书之家王士祯家富藏书，其先父有遗书，然而因兵火散佚过半。他入仕途后，借他人的藏书录做副本。所得收入，悉以购书，长达30余年，从无间断。康熙四十年（1701）请假告归，惟载书数车以行，弟子禹之鼎为之画有《载书图》。作书楼“池北书库”，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与“曝书亭”并称盛一时。有《池北书库藏书目》，收录宋元明本近500种，每书之下撰写有题记，现代藏书家王绍曾辑有《渔洋读书记》600篇。朱彝尊为之作《池北书库记》。又精于鉴赏，书贾卖书欲抬高书价，必说：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过。藏书印有“王阮亭藏书印”、“御史大夫”、“宫詹学士”、“忠勤公之世孙”、“经筵讲官”、“怀古田舍”、“琅琊王氏藏书之印”、“国子祭酒”、“宝翰堂章”等图章数十枚。扬州逸事红桥修禊，为清康熙年间王渔洋开了先河。王渔洋自幼聪明好学，精金石篆刻，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年），26岁的王渔洋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在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写下了很多诗词和游记。康熙元年（1662年），与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等修禊红桥，王渔洋作《浣溪沙》，编有《红桥唱和集》。康熙三年（1664年）春，又与诸名士修禊红桥，赋《冶春绝句》，其中“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首，唱和者甚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繁荣盛况。诗人的红桥修禊，使得冶春社和红桥成为文化胜地。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的诗文蜚声文坛，扬州，也因王渔洋的红桥修禊而成为清初士大夫的向往之地。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渔洋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成为清朝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风格清新平淡，摒弃了凄清愁怨的格调，对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扬州这块沃土，滋养了王渔洋，而王渔洋又为扬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诗风流韵，三百余载，当年王渔洋所题《冶春绝句》二十首，不只独步当时，至今仍被人所传唱。